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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昼流星》的失败和陈凯歌的尴尬

更新时间:2020-02-07 点击数: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作为一部由七位导演执导的七部短片的合集,必然会被人拿来进行比较。目前来看,陈凯歌的《白昼流星》是七部短片中评价最差的一部。

当然,作为中国导演唯二最具有解读意义的导演(另一位是姜文),已经有很多影评公众号,对《白昼流星》进行了解读,为陈凯歌进行了辩护,比如“幕味儿”公众号的《陈凯歌真的老了吗?》、“MOVIE木卫”公众号的《关于陈凯歌,我有话要说》、“电影幕后故事”的《我为什么喜欢白昼流星》。

我把以上的几篇文章都看了一遍,又去二刷了一遍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结合观感与解读,我还是要说:

我承认陈凯歌导演对画面的掌控力与对影像的嗅觉,别的不说,就两名少年和田壮壮饰演的旗长在沙漠上策马奔腾的画面,国内很少有导演能够拍出来。

但画面的唯美无法掩盖故事的违棋牌游戏和感。《白昼流星》的文本是违和的,因此无论它的立意多深刻,都无法掩盖其失败。

《白昼流星》在陈凯歌的描述中,是一个“寓言性”的故事。故事前半段描写两名误入歧途的少年被旗长感化,后半段描写少年在旗长的带领下观看神舟十一号飞船降落。通过隐喻,比如旗长口中的“羊羔子让人扶起来是活不了的,它得自己站起来”,带出“精神扶贫”、“扶贫先扶志”的主题。

逗游棋牌短片中的“白昼流星”——神舟十一号飞船回归地球,则与短片开头中的那个传说相呼应,寓意老百姓的生活将得到彻底的改变。总的来讲,这是一部非常写意的短片,也因此,有人将其称之为“诗人”,并说,“诗人的思想我们怎么可能懂呢。”

我们来看一下短片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桥段:旗长收留了两名少年,两名少年却偷了旗长的钱试图逃跑,被警察抓住,旗长为少年开脱,称这钱是他借给少年的,从而感化了少年。这一桥段很明显化用了《悲惨世界》中冉阿让与米里哀主教的故事。陈凯歌导演只把故事的环境、人物、道具改变了,情节与内核却一点没变。所以,《白昼流星》是一个很典型的“西方内核,中国外衣”的第五代导演式的叙事。他所展示的,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意味、西方意味的救赎故事。

问题在于,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感化,是建立在强大的基督教社会背景下的,放在无神论、多神教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圈,这就是典型的“橘生淮南则为枳”——驴唇对不上马嘴。

也因此,《白昼流星》非常具有研究价值,因为它完全符合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语境。爱德华.W.萨义德在《文化与帝国主义》中写道:“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,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”。通过西方式的叙事,后殖民主义用艺术的全球化进一步瓦解民族主义的核心——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,从而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,实现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“文化霸权”。

很不幸的是,陈凯歌选择了这样一个西方式的故事,一个基督教背景的“救赎”故事——尽管他的本意可能不是如此。然而,脱离宗教的背景,陈凯歌无法解释为什么少管所都管教不好的顽劣少年,怎么突然转变好了。所以他只能迅速的将视角转到他熟悉的宏大叙事中去。

然而,他的宏大叙事却有着致命的逻辑问题——神舟飞船的回收场,会让两位无关少年闯入,并且还去抬宇航员吗?因此,陈凯歌只能设计旗长吐血晕倒的情节,继续烘托短片的情绪,强行生化,最后用旁白将短片草草了结易发棋牌娱乐

这不怪陈凯歌,这是第五代导演的通病。第五代导演的创作高潮大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个年代正好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大规模侵入的时代,原有的意识形态被消解,被解构,甚至于被戏谑,电视政论片《河殇》所提出的“全盘西化”观点,就是当时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脑海中的观点。

也因此,第五代导演热衷于具有“奇观”式的美学特征,通过对西方故事内核的模仿,以及充斥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“东方情节”的构建,来满足欧美观众对东方的想象。这是陈凯歌身上的时代特征,他无法洗刷,也无法去除。

还有就是短片的真实性。陈凯歌将故事地点放在了2016年的四子王旗。四子王旗的确是贫困地区,这点我们要承认,但我们要知道,自从神舟一号开始,四子王旗就一直是神舟飞船的回收地点,因此,四子王旗一直在发展旅游业,即使穷,也不是像短片中描述的那样,都2016年了,还用脸盆洗脸,村子里全是住着高危的土坯房。

另外,少年与旗长骑着马去回收基地——在工业化时代,马匹这种农业时代的产物是珍稀的农业景观,从实用性和成本来讲,作为交通工具,马根本不如电动三轮车来的实惠。或许是陈导觉得拍三人坐着小三轮车或者五菱宏光不美观,所以为了艺术性而牺牲了真实性与常识。

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陈凯歌脱离人民群众、脱离生活太久了,他根本不了解2016年的农村是什么样,所以只能用他几十年前当知青的经历来虚构一个想象中的西北农村,才会生造出“少年去抬飞行员”这样放到现实中毫无可能的情节。

同样的,陈凯歌也不懂扶贫,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哪些故事可以用来发挥,只能生搬硬套《悲惨世界》里的情节,所以整部短片的前半段充斥着过时的煽情与套路,后半段则是忽略常识的强行升华。

而整部短片,陈导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俯视着农村,短片的视角里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过时想象。究其原因,就金殿棋牌是陈导待在庙堂之上太久了,以至于他只记得“艺术高于生活”,而忘记了“艺术来源于生活”,一旦脱离了形而上,陈导的作品就太不接地气了,他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。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悲哀不是年老,而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,但他却不知道。

当然,这种形而上的东西,喜欢的人会很喜欢,这一点我们不能去苛责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,当精英们把一项事物高高捧起的时候,也意味着这项事物最终会成为一座圣像,圣像的意义只在于逢年过节时被人顶礼膜拜,除此之外,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

艺术亦是如此。如果艺术沦为精英化的的偶像,也意味着它彻底失去了大众讨论、大众参与的意义。这对于天生就具有平民属性,属于大众艺术的电影来说,是致命的。

因此,在实现作者本身的艺术表达的同时,一定要照顾观众的感受,不能为了艺术性而忽视故事的逻辑性,特别是对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样的商业片,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宣传目的的影片来说,《白昼流星》的错误是致命的。

而对于《白昼流星》这种脱离实际、不接地气的表达,卡尔.马克思用一句话就描述了它的结局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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